近段时间，国产芯片业的现状与发展成为网络的热点，同时也引发了业界关于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未来发展路径的诸多思考。

　　那么，我国未来如何尽快破解“缺芯”之痛？集成电路产业实现“换道超车”的创新突破口应该如何选择？为此，记者采访了华夏芯（北京）通用处理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科奕，这家公司是中国唯一一家拥有全部自主CPU、DSP和AI等IP的高端异构计算芯片设计公司。

　　记者：近期的中兴通讯事件使得集成电路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您如何看待我国集成电路行业目前的整体发展状况？

　　李科奕：总体而言，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近十年来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这些进步大多还只是“点”上的突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产业层面上整体实力与先进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差距相当大的局面。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现有的全球集成电路产业格局中，与经济体量第一的美国具有一定的产业相互依存度，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事实上，中美之间的集成电路之争，不必演变成为一个零和游戏。完全可以按照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通过做出原创性、性的创新，共同担负起推动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乃至人类物质文明进一步发展的责任。

　　当然，如何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安全考量。特别是在中兴通讯事件背景下，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界深刻地认识到关键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只有自力更生”。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唯有“下定决心、保持恒心、找准重心”，既不妄自菲薄、又不盲目自高自大，在困难中砥砺前行，才能真正迎来新一轮高速发展的春天。

　　记者：根据您的理解，包括政府资源在内的各类社会资源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中如何更好地发挥各自功效？

　　李科奕：我认为，一定要分清楚哪些环节需要政府履行相应的职责，哪些环节应该交由市场来配置资源。

　　集成电路产业有自身的技术发展规律，其中一部分领域的发展可以采用类似于航天、军工常见的政府主导、举国体制的方式，但大部分领域的技术和产品的最终选择权在于市场。因此，中国集成电路发展可以采取两条主线的发展战略：一条是底线，一条是天际线。

　　所谓底线战略，就是基于国家信息安全，必须要拥有的技术，包括国产桌面CPU、操作系统、关键生产工艺及设备。这些领域完全可以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可以是完全封闭的，也可以是部分开放，甚至完全开放的生态；可以不必追求性能先进，但必须安全可控，采取“你有、我也有”的战略，目的是避免被卡脖子，也可以瞄准全球最先进水平，进行系统性攻关。

　　另外一条天际线战略，就是鼓励创新，特别是前沿创新、颠覆式创新、原始创新。这些领域应该交由社会资源来主导，实行对外开放，融入国际主流，甚至自己发展成为主流。中国3G、4G、5G的发展道路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在这些领域，政府的职责应该更多地专注产业政策，改善集成电路发展的商业环境，使得集成电路的4大链条：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产业链形成合力，更具体的就是“完善金融、财税、国际贸易、人才、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环境，优化市场环境，更好释放各类创新主体创新活力”。

　　记者：近年来，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在某些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集成电路的集中度不够，中小公司太多，导致资源分散，您对这种观点怎么看？

　　李科奕：如果单看制造环节，的确集中度越来越高，这主要是新的生产厂的投入大幅度提升。但是，在设计环节，虽然过去10年设计公司之间的并购此起彼伏，全球前10名的设计公司排序不断变化，创新仍然是主导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主线。

　　个人认为，中国半导体产业崛起的标志不在于哪一天华为战胜了高通，而在于中国是否形成了一个由学术界、初创公司、中小企业到行业巨头组成的完整的创新链条。纵观全球集成电路发展史，在每一次集成电路技术换代、产业转型时，新的产业领导者往往不是之前的行业垄断者。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Intel的发展势头明显不如英伟达。在嵌入式处理器领域，RISCV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构成了对ARM的威胁。一般颠覆性的创新技术往往出自小公司，因为它们只有创新才能生存。因此，初创公司、中小公司才是行业发展的源头活水。即使ARM、英伟达等现在的巨头，在一开始都是寂寂无名的小公司。与此同时，欧美许多具有创新活力的小公司最终都被大公司收购，成为大公司技术创新的源泉。

　　记者：华夏芯是一家IP公司，目前中国绝大多数芯片设计公司都已经授权了ARM公司的IP，华夏芯的市场策略是什么？

　　李科奕：一家国外的IP巨头垄断了中国的高端处理器设计，这本身就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IP是集成电路产业链的最上游的节点，代表着芯片设计的核心知识产权和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对下游的产业发展辐射和带动作用巨大。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ARM，而不是把中国集成电路的核心知识产权、关键技术的创新能力寄托在别人身上，应该完善和完备供应链、产业链中的关键IP节点。我们只需要给予外资巨头和民族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更加公平的市场地位，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中国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一定会迅速得到改观。

　　华夏芯是中国唯一一家拥有全自主64位高端CPU、DSP、AI等处理器IP核、从事IP授权和芯片定制化设计的商业化集成电路企业。我们是全球芯片公司和终端产品厂商的深度合作伙伴。在应用选择上，我们一直瞄准智能驾驶、安防监控、机器人、计算机视觉、智能家居、工业互联网、物联网、5G等新兴领域，一是看好这些领域的未来的市场潜力，二是这些领域不存在所谓的“生态问题”和垄断巨头。

　　记者：你一直提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集成电路产业正在向中国迁移，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进一步促进集成电路产业的崛起？

　　李科奕：过去几年，美国的确在多个领域出现了产业优势明显下滑的局面，但依然拥有一个集人才、资本、教育科研、产业应用为一体的全球最强大的创新体系。

　　我国在现有基础条件下，没有必要、也很难在半导体产业链的每个节点都和美国展开全面的竞争。我们需要有全球战略视野，才能最终把握世界半导体产业的话语权。另外，韩国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韩国在这一轮经济危机中，集成电路一举超越钢铁、造船、汽车等传统优势产业，成为最大的出口产业，占比达17%。韩国最为核心的经验在于政府与企业长期持续的自主创新的投入和逆周期投资。以处理器为例，韩国政府和三星一直积极推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CPU、GPU的研发和产业化。为什么韩国可以，而中国不可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的方面。

　　记者：就目前而言，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换道超车”的创新突破口应该如何选择？什么领域可以成为突破口？

　　李科奕：集成电路产业具有投入大、周期长的特点，在全球化分工的现实环境下，即使强大如美国，也不可能做到全产业链布局。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必须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选准产业的突破口，培育非对称性竞争优势。这样的突破口一要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支撑。要对下游产业具有规模带动效应。因此，我认为新一代的异构计算平台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给信息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但同时给芯片提出了全新的计算、功耗等方面的要求。基于异构计算架构的芯片，或称之为“CPU+”，把CPU、GPU、DSP、加速器等不同类型的处理器内核高效地融合在同一颗芯片上，实现协同运算、协同存储与协同管理，在性能、功耗等技术指标上与现有同构多核处理器相比，有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提高。

　　异构计算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提供了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赶超机遇，因为在这个领域，大家基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有些技术方面中国甚至有优势。如果我国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加大投入，完全有可能深度影响甚至引领相关产业的发展，成为新市场的规则制定者，实现我们期盼已久的“换道超车”。

　　“目前，国产芯片对关键领域的支撑能力显著增强，集成电路的一些细分领域已实现较大突破，支撑下游应用产业竞争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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